83歲時寫的自傳"落拓江湖"
2001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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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深作家 王書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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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讀王書川的「落拓江湖----
    回首天涯路」之後

    于宗先 ( 原載於爾雅人129期)

廿世紀,對中華兒女而言,是浴火重生的世紀。在這個世紀,多少性命被戰火吞噬,多少家庭被仇恨撕裂,死者遺骨荒野,而生者,或幾經折磨,不成人形;或流落異鄉,嘗盡人間冷暖。能夠浴火重生的,也多以苦難果腹,以血淚洗面,在茫茫的人生征途中摸索奔波。最後終能為自己踏出一條康莊大道,且能造福社會大眾的人,畢竟是鳳毛麟角。

這本《落拓江湖----回首天涯路》的作者----王書川先生無疑是其中之一;在他人生征途中,歷盡艱辛,終能用血汗使灰暗而苦難的人生綻放出亮麗的火花。 這本《落拓江湖----回首天涯路》是作者用一串串散文綴連而成的回憶錄,雖然他所刻繪的是個人一生奮鬥的紀實,但也是中華兒女在長期戰爭中求生存,力爭上游的縮影。作者本人是台灣著名的散文家,在過去五十年,他曾出版十一種散文集,三種小說集及三種其他文藝創作集,迄今乃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。我最早讀他的散文是在民國四十年代,當我讀大學及研究所的時候。當時我並不認識作者,因為他住高雄,我住台北,直到我們都退了休,始有機會相識。他仍不停地從事他的寫作,而我專心從事經濟研究,很少提筆寫我過時的新詩與散文,以及參加文藝界的活動。 

在這本《落拓江湖----回首天涯路》中,作者用平實的筆調,敘述對日抗戰前夕,他在中學讀書時之艱苦;抗戰初期,即投筆從戎,在魯南打游擊的艱險;抗戰末期,為響應蔣委員長「十萬青年,十萬軍」的號召,冒險犯難,衝破封鎖線,去參加青年軍,卻受盡不合理的折磨;戰爭結束後,擔任地方公僕表現不凡;舟山撤退來台後,從事新聞工作;競選市議員,從挫敗中再站起,卒獲為民服務的機會;戀愛結婚,共築幸福家庭;進入民間企業受老闆重用,從事運籌帷幄的工作;退休後,繼續從事文藝創作;以及大陸探親的前前後後。當我閱讀此書時,情緒隨著書中情節起伏,而且久久不能自已;在感人處,我也不免流下淚來。 

一般大人物的回憶錄中,多充滿「過五關,斬六將」的英雄事蹟,宣揚自己功德的地方多,對事業成敗反省的地方少。而作者真情流露,坦誠的表達,顯然與其大為不同。本書對現代年輕讀者有一定的啟示作用,即一位在鄉間生長的少年,如何在多難多災的廿世紀,為追尋自己的希望,不怕挫敗,再接再厲,開闢出一條路來。

1955-1964年王書川當選高雄市第3屆並連任第4,5屆市議員

● 不容青史盡成灰----序王書川先生自傳《落拓江湖》

 瘂弦 ( 原載於爾雅人128期)

胡適曾經自嘲說他有歷史癖,畢生在專業學術研究之外,還花了很多工夫提倡傳記寫作,特別是到了他晚年,老先生見人就勸對方寫回憶錄。他自己則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寫了《四十自述》,這本為中國新文學傳記文學定音的書,曾經起了很大的示範作用,半世紀來,兩岸傳記文學(大陸稱「紀實文學」)的發展,都是來自此一理念的啟導。胡適重視傳記文學是有深意的,他認為,自傳或回憶錄雖屬個別的生命記實,但通過一個人的親身經歷,卻也可以為他所處的時代,及整體社會發展的歷史顯影造像,為史家提供更多的研究角度,這正符合了錢鍾書的那句話「自傳就是他傳,他傳就是自傳」,換言之,為個人立傳,無形中等於為時代立傳了。


可能是受了胡、錢兩位大師的影響,在我長達三十年的編輯生涯中,傅記文學一向是我主編報刊的重要內容,而每一次我登載這方面的文字,總是受到讀者熱烈的迴響。這些文章有些是廣向徵稿或定約稿,有些則是編輯部組成的撰稿小組、在計畫編輯的統籌下完成的專訪。退休後,我的職業病不改,對傳記文學的興趣仍然濃厚,除了喜歡閱讀這方面的書籍,並且仿照前賢的作法,見到上了年紀的文化、文學界前輩,總不忘建議他們撰寫回憶錄。


在我的「鼓動」「慫恿」之下,好幾位老前輩都開筆做歷史的回眸,其中紀弦先生的回憶錄已告完成,而王書川先生的這部書也將付梓,這是出版界可喜的收穫。與紀弦先生的回憶錄一樣,書川先生這部書的寫作動機,似乎也跟我的「煽風點火」有一點關係。記得有一年,書川先生寫信給我,信中對於台灣文壇近年的一些變化,頗多感慨,情緒顯得有些低落。我回信勸他不必灰心,當年我有一個印象,那便是文壇的寫作風氣,乃是從南部發軔逐漸擴展到北部的,新生報西子灣副刊、台南中華日報副刊歷任主編和南部幾位作家的墾拓,功不可沒。而書川先生正是其中的要角。我參與過那個時代,深知他他和他的朋友們對南部文壇的貢獻與影響。只可惜人們太健忘,太冷漠了,不但一般人很少談及那一段歷史,連專業研究文學史的人也不把它列為研究的對象,而形成一種文學的斷層,這是非常遺憾的。我在信中還對書川先生說,面對這樣一個脫序的世界,受到冷遇和傷害的人不妨也來一個所謂的「自力救濟」,「不信青春喚不回,不容青史盡成灰」(于右任詩句),歷史原來也是需要保衛的,而寫一本回憶錄是歷史保衛的最好方式,為自己所處的時代留下見證,意義最是莊嚴,免得若干年後,歷史的解釋落在別人手中,成耶敗耶,是耶非耶,只能讓人曲解甚至踐踏了!


我的話對書川先生顯然產生了激揚的作用,不多久他就來信說他的回憶錄己經開工,且進行順利。但我怎麼也沒想到,他居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,聽說他在寫作中途,曾因腿部蜂窩性組織炎住進醫院,在病床上猶奮筆不輟。他今年已是八十三歲的高齡,老而彌堅,這種決心和毅力,令我敬佩不已。


這部回憶錄共分六十五章,從他四歲有記憶開始一直寫到退休,時間充分概括長達八十年,其中除了他工作生活的記述外,還觸及到很多重要的人和事。以及當時社會的蛻變情形,這樣宏觀微觀巨細兼顧的寫法,無形中為那個時代呈現一個真實的縮影。從他的回憶錄中我們知道,書川先生幼年家貧,體弱多病,整日掙扎在飢饉線上,幸靠外祖父抱養,得以成長並完成學業。稍後抗戰軍興,他投筆從戎,轉戰大江南北,艱苦備嚐,其中有眼淚也有歡笑、有危機也有轉機。個人的際遇以及大時代的脈動,全部形象地展開在讀者的眼前。通過他生動的敘述,我們看到一個抗戰愛國青年,如何在烽火中焠鍊,在苦難中茁壯,而逐漸成為一個成功的作家和對國定社會有貢獻的知識份子。


傳記文學寫作的意義,旨在銜接斷裂的歷史,超越時空的隔閡,把前人篳路藍縷的實踐經驗加以傳遞,使我們在體會個人歷史的興衰、得失之餘,得到省思的智慧,前進的膽識。傑出的傳記作品,應該是一部生命外在現象與內在心靈生活相互映照的忠實記錄,思想明朗璨麗的一面固然要寫,靈魂深處幽暗的一面也要勇於剖白。有時候,生命中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同樣寶貴,「大意失荊州」的困頓命途,有時比「過五關斬六將」的風雲闖蕩更具反思意義。在人與事方面,撰主與當代名人碩彥的交遊過從固然要記,而為時代犧牲奉獻的小人物事蹟,更該加以表彰傳述。總之,好的傳記應該含有人生總結的意味,有感性的宣敘,理性的析論,更有沈痛的檢討和真誠的懺悔,完全不必隱諱,把人生這部大書,坦率地攤開在世人面前,惟如此,才能使一部傳記具有感人的內容,啟發的作用,傳世的價值。以上所說的這些條件,書川先生的這部書可說都已具備了。


關於書川先生工作最久的南部文壇,我想再做一些補述,藉此找出他在文學生活的時空座標,並確定他在台灣文學史上的正確位置。因為認識了他所處的時代,才是了解他的作品價值和思想風貌的正確途徑。


常聽人說某某時代是個大時代。活了大半輩子,我從來也沒見過甚麼大時代,結果有的話,我認為一九四九到一九六○年那段日子,台灣南部軍民生活的氣象和氛圍,以及當時文藝活動的蓬勃情形,堪稱是一個大時代。


當時,孫立人將軍的陸軍訓練司令部在鳳山一帶訓練新兵,人稱新軍。軍營內外所見全是赤膊、紅短褲的青年兵士,他們在炎熱的陽光下劈刺、操槍,陣陣的殺聲與〈保衛大台灣〉的歌聲響徹入雲。這些年輕兵士多半是在戰火硝煙中成長,他們散佈新軍的各個單位,其中不乏俊秀的文學作者。張佛千、劉國瑞、侯家駒(千里馬)、上官予任職陸軍訓練司令部;小說家朱西 和繆綸屬入伍生總隊;段彩華、桑品載為幼年兵總隊;屏東阿猴寮的女青年大隊則有樂衡軍、樂茞軍(薇薇夫人)姊妹;司馬中原、文曉村、吹黑明、楊海宴、施明正(雪桑)、朱沉冬、李冰、王牧之、陸震廷(郭風)、孫岳、郎雄、張永祥、王生善駐防高雄鳳山及五塊厝;蕭漁、顧冬與陳森童真夫婦常年住在鳳山。當時海軍、空軍分別在左營、岡山設立基地,基地中愛好文藝的青年更多,郭嗣汾、墨人、司馬桑敦、彭品光、慕蓉懷美、彭邦楨、洛夫、張默、張放、陸珍年、貢敏、聶光炎、季薇、吳美凝、宋項如、馮鍾睿、胡奇中、何肇嘉屬海軍或陸戰隊;郭良蕙、艾雯、邱七七為空軍眷屬;而駐防嘉義的黃仲琮(羊令野)則屬陸軍部隊的政工人員;丹扉在嘉義女中任教、侯榕生為空軍眷屬。住在台南的蘇雪林、葉蓓芬、蕭傳文、嚴友梅,屏東的郭晉秀、司馬青山(於世達)、郭楓、葉笛這些人除張佛千官拜少將年齡較大外,其餘都不過二十出頭的年紀,全是文壇剛冒出來的新芽。他們的活動集中在南部,西子灣副刊和中華日報副刊,是他們經常登載作品的地方。書川先生當時也超過三十歲左右,他在大陸時已開始寫作,到台灣後文名更盛,交往的朋友也多,像主編西子灣副刊的歐陽醇,任新生報採訪主任的尹雪曼、文化記者張繼高(吳心柳)、先後主編中華日報副刊的徐蔚忱、駱學良(馬各),都是他的好友。印象中徐蔚忱和書川先生共同主編過一本很重要的文集,《自由中國文藝選輯》,在當時頗為轟動,是南部文學活動中很重要的記錄,只要現在已很少人記得了。一九五三年,書川、雪曼、馬各三人共同創辦「新創作出版社」出版了「創作叢刊」,計有馬各的《提燈的人》(散文)、《媽媽的鞋子》(短篇)、尹雪曼的《小城風味》(隨筆)、王岩的《錘鍊》(詩)、王書川的《瑞典之花》(小說)、邱七七的《火腿繩子》(散文)、楊海宴的《心向》(短篇)、潘壘的《葬曲》(中篇)等。封面都是承師大師麟書教授設計,極為細膩雋永。

書川先生還告訴我,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陳暉的大業書店,在當時可以說是南部出版界的重鎮。該書店於一九五一年二月,在高市大勇路開張,推出「今日文叢」,所延攬的全是南部作家。書川先生的《北雁南飛》、《花箋憶》,艾雯的《青春篇》、《漁港書箋》,馬各的《遲春花》,邱七七的《火腿繩子》、郭良蕙的《心鎖》、彭邦楨的《花叫詩集》、司馬中原的《荒原》、郭嗣汾的《懸崖的悲劇》、尹雪曼的《咕咾島》、王黛影(書川夫人)的《不歸鳥》、張默等主編的《六十年代詩選》,那被主編人陳暉編入這套叢書之中。由於選稿嚴格,印製精緻,加上發行量大,使它成為台灣光復後第一套最具規模的文學叢刊。比後來蕭孟能的「文星叢刊」還早至少十年。聽說陳暉來自上海,曾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、為老作家巴金的助手,對文學書藉獨具隻眼,工作有意境,也有方法,可惜後來在台灣社會結構轉型期,他沒有調整好腳步,六十年代以後逐漸式微,結束了營業,這是十分可惜的。不過陳暉對文藝界的貢獻,是應該記上一筆的。

在刊物方面,一九五一年間,有《拾穗月刊》、《詩與音樂》、《文藝列車》、《創世紀詩刊》等,不過除了《拾穗月刊》由高雄煉油廠幾位工程師們主編,發行較廣之外,其他的出刊時間都不長。南部文壇文藝運動的主導,還在於新生、中華兩報副刊和大業書店。在文藝運動方面,以歐陽醇、王書川和尹雪曼建樹最多,書川曾經擔任過舟山浙海日報編輯、中國聯合通訊社總編輯,擅長撰寫社論、詩評及小說、散文。在舟山的時候,他就將敵後新聞傳送台灣各地發表,甚受各界重視,也因此有了廣闊的人脈,南部的文藝運動由他來主持,自是駕輕就熟。一九五○年冬,他奉派高雄市,成立中聯社高雄分社,並當選第三、四、五屆高雄市議員,當時的選舉文化十分純正,他以高票當選,證明大家對他在文化、新聞成就上的肯定,由他來主持文化、文藝運動,影響也就特別深遠。他在高雄一待就是二十六年,在這漫長的歲月中,培育了不少文壇新秀,與尹雪曼籌組的「中國文藝協會南部分會」,一度是年輕作家成長的搖籃。

當年物質缺乏,生活很苦,一盤空心菜、幾粒花生米、一大碗番薯就算是一餐,但是大家活得很有勁,人人懷抱理想,寫作勤奮,特別是那批軍中作家,表現尤其傑出。他們形成一個特殊的文化氣候,在北回歸線以南,建立了他們文學表現的場域。書川先生在自傳中記述說,他雖「栗碌於議壇之上,仍不忘寫作生活」,在長達十餘年的議會生活中,他仍勤於筆耕,小說集《瑞典之花》(一九五三)、《歸夢》(一九五七)、《藍色湖》(一九五九)、《簾裡簾外》(一九六○)、《王書川散文集》(一九七一)等,都是他那個時期的力作。

光復初期,台灣本土的報刊由日文改為中文,很多戰前就已成名的本省老作家,尚停留在語言跨越的準備期,而接受國語教育的一代還沒有成長,本土文壇一度陷於沉寂,期間又受到二二八事件的影響,整個文化、文學陷入低潮。在這種青黃不接的階段,活躍在北回歸線以南的作家群,填補了這段歷史空白。台灣本土文壇直到一九六○年以後,才恢復應有的生機。

我一向有這樣的一個不一定成熟的看法,那就是光復初期的台灣文藝運動,是由南部逐漸擴展到北部。當然,由張道藩先生領導的「中國文藝協會」、「中華文藝獎金會」以及他所主辦的《文藝創作》雜誌,所發生的影響,自然是全面性的,而大陸來的老作家臺靜農、梁實秋、王夢鷗、黎烈文也在各大學授課,在學術上自有穩定的意義。但是,若論作家人數之多、寫作風氣之蓬勃生猛,北部似略遜於南部。這要等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很多南部作家移居台北;台灣本土老一輩作家(如吳濁流、楊逵、鍾理和)跨越語言成功開始發表中文作品;接受國語教育一代的白萩、楊牧、王禎和等成為文學的新鮮人;各大學的學院作家夏濟安、吳魯芹主編的《文學雜誌》及白先勇、王文興主編的《現代文學》,先後創刊,台北才成為文學中心。而我所說的那個以南部為中心的文化,文學的大時代,也逐漸在社會結構的急遽變化中,消失了蹤影。基於這樣的歷史觀察,書川先生的這部回憶錄,意義就更大了。

紅樓春夢是以諸葛長風為筆名發表的長篇小說,影射台灣保險世家興起與動盪的秘辛。

 


王書川的「落選記」--1953年 

詹悟的自傳評介(書評雙月刊60期)

 


 
  王書川次子王亞維製作13分鐘的記錄片!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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